不像後海,上海沒有那樣蜿蜒密佈的酒吧街,也沒信用貸款有一百元錢唱四個小時的低廉價碼;
  不似橫店,上海沒有汽車貸款分工明確的群頭和帶隊,也沒有對群眾演員的層層盤剝和潛規則。
  但比起北京和橫店,東森房屋上海也同樣顯得有點冷清,尤其是這幾年。
  其實,“海漂”也曾和“北漂”一樣,代表著生信用卡代償生不息的夢想。
  其實,也還有很多年輕系統傢俱人為了理想、為了熱愛,來到這座城市,並且留在了這裡。
  本報記者 孫佳音
  親切
  德龍:會燒紅燒肉的斯裡蘭卡音樂人
  如果德龍走在外灘,你會覺得皮膚黝黑肌肉緊實的他是個來上海觀光的外國游客;如果德龍跟你聊天,你會相信這個會說“阿拉上海寧”的斯裡蘭卡人從小就生活在這裡。的確,他來上海很多年了,1998年到北京體育學院學習武術,2001年輾轉來到上海體育學院,然後就沒有離開過。
  雖然這裡的姑娘不像他以為的那樣崇拜李小龍,也不是每一個中國人都熱衷拳腳功夫,但德龍說自己很喜歡上海:“我是小地方來的,很多人並不瞭解斯裡蘭卡,但上海特別親切,沒有任何排外,我在上海交到了很多朋友。我做貿易生意,做武術指導,做安全管理,也演電影上節目,2011年還出了原創音樂專輯。”唱片公司老闆王江講起自己的藝人說:“他和上海特別有緣分,所以德龍的第一張中文專輯就叫《中國夢》。”而德龍說中國、上海是自己的第二故鄉,他很自豪地告訴記者自己的紅燒肉手藝不俗,還補充說“西紅柿炒雞蛋我會放糖”。
  同樣大學畢業後來上海發展,在這裡已經待了十幾年的當代攝影藝術家孫郡也說“在上海,從來沒有漂泊感”。他說自己不想長住北京,習慣了這裡的空氣,“我在這裡住了十幾年,自由舒服,每天都有朋友可以陪我聊天喝酒。”他說,來上海是機緣巧合也是命中註定。
  認同
  李瑤:我願意為團隊付出更多
  如果說斯裡蘭卡聽起來“遙遠”,那麼新疆烏魯木齊到上海的距離是4000公里,坐特快列車需要一天又21個小時。五年前新疆姑娘李瑤到復旦新聞系報到,是她第一次來上海。
  如果說當初報考復旦算是誤打誤撞,那麼四年後選擇留在上海,這個90後姑娘卻是經過了深思熟慮。大學期間她去澳門交流了半年,又在湖南衛視實習了半年,還到北京和東三省溜達了一圈,最後還是放棄去香港繼續深造的機會,決定扎根上海。“我是跟上海人民一起經過世博會的”,講起自己當世博志願者的經歷,李瑤說她感受到了這座城市的居民骨子裡的榮譽感:“以前都說上海人排外,其實不是,我們只是特別為自己的城市驕傲”,不經意間,這個烏魯木齊姑娘用了“我們”。
  讓李瑤決定留在上海的,還有燦星,“這個團隊的製作水平肯定是全國領先的。他們的製作理念也非常打動我。”於是,畢業後李瑤簽約燦星。今天她的崗位是“助理二級導演”,在整個導演團隊中很不起眼,但她卻享受和小伙伴們一起奮鬥的時光,“當你切身參與到節目中,當節目播出後能夠打動和影響到更多人,就會覺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。”李瑤說,如今平均每天工作超過14個小時,上個月只回了三次家,最極限的疲勞是為了節目連續一周加起來只睡了五六個小時。我們並不鼓勵這樣的“鐵人精神”,但還是有幾分艷羡她,能在這座城市找到她的夢想。“我一分鐘都沒有後悔加入這個團隊,願意為它付出更多。”李瑤說這話時堅定的幸福,讓人覺得美好。
  疏遠
  張恆遠:對上海,我還很陌生
  讓李瑤甘願一周只睡五六個小時的,正是第二季《中國好聲音》。相信她和全國觀眾一樣,都會記得那個來自貴州凱里的男孩張恆遠。獲得亞軍後,張恆遠搬來了上海,住進了公司給他租好的公寓里,開始了新的生活。
  給張恆遠打電話的時候,他在深圳,剛忙完一個小演出,語氣里透出疲憊來。距離半年前在《中國好聲音》決賽後臺,那個唱劈了音,還堅持自己就要唱《追夢赤子心》,哪怕因此輸掉冠軍的搖滾青年,有些遙遠。“我在上海還沒交到新朋友,每次回來一兩天,休息調整一下就又出發了。”張恆遠沒有客套,他有點失望地說,“雖然算上比賽也來了大半年了,但我對這個城市幾乎還是個陌生人,不熟悉這裡的街道,不熟悉這裡的酒吧,甚至不熟悉這裡的食物。說不上哪裡好,也說不上哪裡不好。”經紀人也說,比賽結束後幾乎一天都沒有歇過,參加巡迴演唱會、拍紀錄片、商業演出、製作單曲,“幾乎連化妝的時間都要跟睡覺搶”。
  不知道,是不是還有很多和張恆遠一樣的歌手或演員,雖然定居在上海,但其實奔波在各地。哪裡有演出就去哪裡,哪裡有劇組就去哪裡,他們對於這座城市,並沒有生出依賴來。盼望上海,能夠生出足夠豐沃的土壤,來滋養他們的藝術生命。
  夢想
  羅宇:只擺得下一張床的房間
  同樣去年夏天參加了《中國好聲音》,同樣來自祖國西南,同樣28歲,張恆遠如今的奔波和疲憊,或許是桂林小伙羅宇所艷羡的。
  這個眉目清秀的桂林男孩高音可以跟張雨生一樣乾凈漂亮。他是搜狐《衝刺好聲音》第一期的冠軍,可是如今卻租住在一千元一個月的老房子里。幾乎只擺得下一張床的房間和簡易的衛生設施叫人看得心酸。甚至,已經簽約唱片公司並且很快就要發行單曲的他,有時候全部口袋掏不出一百塊錢,靠泡麵和雞蛋餅支撐著自己堅持音樂夢想。
  關於生活的艱辛,羅宇並不願意多提,“我一個人吃點苦沒什麼,尤其能做自己喜歡的事情。我真的不是說大話。”羅宇說得特別質朴,甚至叫人不忍質疑他放棄杭州的白領工作是否值得。他說,這個城市有很多跟他一樣熱愛音樂的年輕人,或奔波在去演出的路上,或擠在出租屋裡寫歌,他們中很多人還沒他幸運,沒有公司,也沒有那麼多良師益友,更沒有機會發歌,“我要好好珍惜上海給我的機會,這裡有我的夢想。”
  後來得知,他4月份要發行的原創單曲就叫《上海夢》。 (下轉15版)(上接A14版)
  奮鬥
  陽光舞蹈團:撐過來就是一片天
  若論艱苦,陽光歌舞團曾經挨過的黯淡歲月,也許不比羅宇明亮。
  “最難的時候團里租了三套兩室一廳的老式公房,大家就緊著最大的一個客廳,練功排舞。”陽光舞蹈團團長張新剛告訴記者說,1996年他們受邀來佘山歐羅巴樂園駐場演出,但游樂園兩年後經營不善歇業了,“沒有演出、沒有收入、沒有宿舍,但大家不甘心就地解散,都想留在上海,想要闖出一番名堂。”這個黑龍江男人憶起當年的苦日子也很是感慨,“主要是冷,那會兒租的房子便宜也沒空調,冬天我們東北人根本扛不住上海的冷,睡覺時候得把被子捂過頭,但第二天起來一看鼻頭還是紅的。”
  所幸,懷揣著夢想,他們用踏實和努力,一點一點熬出了頭。“那會兒我就坐著57路,從頭坐到尾,沿途有四星級、五星級酒店我就拿個本子記下來,然後再從靜安寺坐回龍柏,有酒店的那些站就下車,找酒店的經理髮資料。不過,發出去10張名片,能有一個電話打回來就不錯了,一般也就是給公司年會跳個開場舞什麼的。”但很快,專業出色的陽光舞蹈團在酒店表演時被一個電視臺的節目編導相中;又不久,兢兢業業的他們在錄製中被更多晚會導演認可;再後來,你幾乎能在上海所有的大型演出中看到他們的身影,最忙的時候一天要給電視臺的三台節目配舞,連央視路過上海也會慕名找到他們幫忙,“2004年的時候,我們團的工資就比上海歌劇院的舞蹈演員都要高”,張新剛的語氣里滿是自豪和驕傲。
  又10年過去,當很多民營演出團體紛紛倒閉的時候,陽光舞蹈團卻已在北京開出了分社,和美國福克斯公司一起搞起了駐場演出,目前擁有50名舞蹈演員和15名雜技演員。張新剛告訴記者,未來計劃在上海做一個有“本幫味道”的駐場演出,已經找到了投資方,“喝了那麼些年黃浦江的水,我們也想為這座城市做點實在的事情。”  (原標題:漂在上海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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