爭霸

不像後海，上海沒有那樣蜿蜒密佈的酒吧街，也沒信用貸款有一百元錢唱四個小時的低廉價碼；
　　不似橫店，上海沒有汽車貸款分工明確的群頭和帶隊，也沒有對群眾演員的層層盤剝和潛規則。
　　但比起北京和橫店，東森房屋上海也同樣顯得有點冷清，尤其是這幾年。
　　其實，“海漂”也曾和“北漂”一樣，代表著生信用卡代償生不息的夢想。
　　其實，也還有很多年輕系統傢俱人為了理想、為了熱愛，來到這座城市，並且留在了這裡。
　　本報記者 孫佳音
　　親切
　　德龍：會燒紅燒肉的斯裡蘭卡音樂人
　　如果德龍走在外灘，你會覺得皮膚黝黑肌肉緊實的他是個來上海觀光的外國游客；如果德龍跟你聊天，你會相信這個會說“阿拉上海寧”的斯裡蘭卡人從小就生活在這裡。的確，他來上海很多年了，1998年到北京體育學院學習武術，2001年輾轉來到上海體育學院，然後就沒有離開過。
　　雖然這裡的姑娘不像他以為的那樣崇拜李小龍，也不是每一個中國人都熱衷拳腳功夫，但德龍說自己很喜歡上海：“我是小地方來的，很多人並不瞭解斯裡蘭卡，但上海特別親切，沒有任何排外，我在上海交到了很多朋友。我做貿易生意，做武術指導，做安全管理，也演電影上節目，2011年還出了原創音樂專輯。”唱片公司老闆王江講起自己的藝人說：“他和上海特別有緣分，所以德龍的第一張中文專輯就叫《中國夢》。”而德龍說中國、上海是自己的第二故鄉，他很自豪地告訴記者自己的紅燒肉手藝不俗，還補充說“西紅柿炒雞蛋我會放糖”。
　　同樣大學畢業後來上海發展，在這裡已經待了十幾年的當代攝影藝術家孫郡也說“在上海，從來沒有漂泊感”。他說自己不想長住北京，習慣了這裡的空氣，“我在這裡住了十幾年，自由舒服，每天都有朋友可以陪我聊天喝酒。”他說，來上海是機緣巧合也是命中註定。
　　認同
　　李瑤：我願意為團隊付出更多
　　如果說斯裡蘭卡聽起來“遙遠”，那麼新疆烏魯木齊到上海的距離是4000公里，坐特快列車需要一天又21個小時。五年前新疆姑娘李瑤到復旦新聞系報到，是她第一次來上海。
　　如果說當初報考復旦算是誤打誤撞，那麼四年後選擇留在上海，這個90後姑娘卻是經過了深思熟慮。大學期間她去澳門交流了半年，又在湖南衛視實習了半年，還到北京和東三省溜達了一圈，最後還是放棄去香港繼續深造的機會，決定扎根上海。“我是跟上海人民一起經過世博會的”，講起自己當世博志願者的經歷，李瑤說她感受到了這座城市的居民骨子裡的榮譽感：“以前都說上海人排外，其實不是，我們只是特別為自己的城市驕傲”，不經意間，這個烏魯木齊姑娘用了“我們”。
　　讓李瑤決定留在上海的，還有燦星，“這個團隊的製作水平肯定是全國領先的。他們的製作理念也非常打動我。”於是，畢業後李瑤簽約燦星。今天她的崗位是“助理二級導演”，在整個導演團隊中很不起眼，但她卻享受和小伙伴們一起奮鬥的時光，“當你切身參與到節目中，當節目播出後能夠打動和影響到更多人，就會覺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。”李瑤說，如今平均每天工作超過14個小時，上個月只回了三次家，最極限的疲勞是為了節目連續一周加起來只睡了五六個小時。我們並不鼓勵這樣的“鐵人精神”，但還是有幾分艷羡她，能在這座城市找到她的夢想。“我一分鐘都沒有後悔加入這個團隊，願意為它付出更多。”李瑤說這話時堅定的幸福，讓人覺得美好。
　　疏遠
　　張恆遠：對上海，我還很陌生
　　讓李瑤甘願一周只睡五六個小時的，正是第二季《中國好聲音》。相信她和全國觀眾一樣，都會記得那個來自貴州凱里的男孩張恆遠。獲得亞軍後，張恆遠搬來了上海，住進了公司給他租好的公寓里，開始了新的生活。
　　給張恆遠打電話的時候，他在深圳，剛忙完一個小演出，語氣里透出疲憊來。距離半年前在《中國好聲音》決賽後臺，那個唱劈了音，還堅持自己就要唱《追夢赤子心》，哪怕因此輸掉冠軍的搖滾青年，有些遙遠。“我在上海還沒交到新朋友，每次回來一兩天，休息調整一下就又出發了。”張恆遠沒有客套，他有點失望地說，“雖然算上比賽也來了大半年了，但我對這個城市幾乎還是個陌生人，不熟悉這裡的街道，不熟悉這裡的酒吧，甚至不熟悉這裡的食物。說不上哪裡好，也說不上哪裡不好。”經紀人也說，比賽結束後幾乎一天都沒有歇過，參加巡迴演唱會、拍紀錄片、商業演出、製作單曲，“幾乎連化妝的時間都要跟睡覺搶”。
　　不知道，是不是還有很多和張恆遠一樣的歌手或演員，雖然定居在上海，但其實奔波在各地。哪裡有演出就去哪裡，哪裡有劇組就去哪裡，他們對於這座城市，並沒有生出依賴來。盼望上海，能夠生出足夠豐沃的土壤，來滋養他們的藝術生命。
　　夢想
　　羅宇：只擺得下一張床的房間
　　同樣去年夏天參加了《中國好聲音》，同樣來自祖國西南，同樣28歲，張恆遠如今的奔波和疲憊，或許是桂林小伙羅宇所艷羡的。
　　這個眉目清秀的桂林男孩高音可以跟張雨生一樣乾凈漂亮。他是搜狐《衝刺好聲音》第一期的冠軍，可是如今卻租住在一千元一個月的老房子里。幾乎只擺得下一張床的房間和簡易的衛生設施叫人看得心酸。甚至，已經簽約唱片公司並且很快就要發行單曲的他，有時候全部口袋掏不出一百塊錢，靠泡麵和雞蛋餅支撐著自己堅持音樂夢想。
　　關於生活的艱辛，羅宇並不願意多提，“我一個人吃點苦沒什麼，尤其能做自己喜歡的事情。我真的不是說大話。”羅宇說得特別質朴，甚至叫人不忍質疑他放棄杭州的白領工作是否值得。他說，這個城市有很多跟他一樣熱愛音樂的年輕人，或奔波在去演出的路上，或擠在出租屋裡寫歌，他們中很多人還沒他幸運，沒有公司，也沒有那麼多良師益友，更沒有機會發歌，“我要好好珍惜上海給我的機會，這裡有我的夢想。”
　　後來得知，他4月份要發行的原創單曲就叫《上海夢》。 (下轉15版)（上接A14版）
　　奮鬥
　　陽光舞蹈團：撐過來就是一片天
　　若論艱苦，陽光歌舞團曾經挨過的黯淡歲月，也許不比羅宇明亮。
　　“最難的時候團里租了三套兩室一廳的老式公房，大家就緊著最大的一個客廳，練功排舞。”陽光舞蹈團團長張新剛告訴記者說，1996年他們受邀來佘山歐羅巴樂園駐場演出，但游樂園兩年後經營不善歇業了，“沒有演出、沒有收入、沒有宿舍，但大家不甘心就地解散，都想留在上海，想要闖出一番名堂。”這個黑龍江男人憶起當年的苦日子也很是感慨，“主要是冷，那會兒租的房子便宜也沒空調，冬天我們東北人根本扛不住上海的冷，睡覺時候得把被子捂過頭，但第二天起來一看鼻頭還是紅的。”
　　所幸，懷揣著夢想，他們用踏實和努力，一點一點熬出了頭。“那會兒我就坐著57路，從頭坐到尾，沿途有四星級、五星級酒店我就拿個本子記下來，然後再從靜安寺坐回龍柏，有酒店的那些站就下車，找酒店的經理髮資料。不過，發出去10張名片，能有一個電話打回來就不錯了，一般也就是給公司年會跳個開場舞什麼的。”但很快，專業出色的陽光舞蹈團在酒店表演時被一個電視臺的節目編導相中；又不久，兢兢業業的他們在錄製中被更多晚會導演認可；再後來，你幾乎能在上海所有的大型演出中看到他們的身影，最忙的時候一天要給電視臺的三台節目配舞，連央視路過上海也會慕名找到他們幫忙，“2004年的時候，我們團的工資就比上海歌劇院的舞蹈演員都要高”，張新剛的語氣里滿是自豪和驕傲。
　　又10年過去，當很多民營演出團體紛紛倒閉的時候，陽光舞蹈團卻已在北京開出了分社，和美國福克斯公司一起搞起了駐場演出，目前擁有50名舞蹈演員和15名雜技演員。張新剛告訴記者，未來計劃在上海做一個有“本幫味道”的駐場演出，已經找到了投資方，“喝了那麼些年黃浦江的水，我們也想為這座城市做點實在的事情。”　　（原標題：漂在上海）